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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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宜居城市讨论

    据 2007年媒体报道，我市召开荆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7年 ---2020年）纲要汇报会，市委书记、市长对城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给予原则同意，并就城市规模、城镇布局、产业发展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方案指出：到 2010年城区建成区常住人口 75万人，用地规模 71.25平方公里；到 2020年城区建成区常住人口 100万人，用地规模 102.5平方公里。在城市空间上，将遵循“中强、西拓、东进、北控”的原则，以向东发展为主，适当向西、向北发展，严格限制跨越荆沙铁路和沪蓉高速铁路继续向北发展。近期优先发展东部工业区、荆州港区和城北新区，集中财力物力，开发一片，形成一片。努力将荆州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鄂中南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生态宜居城市。
        交通规划成为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大重点。规划荆州市区至市域内其他城镇实现 1.5小时可达。高等级公路贯通全部中心城区和市县中心城市，二级公路贯通全部重点镇，三级公路贯通全部一般镇。在加快沪蓉高速铁路、江南、江北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还将建设石首长江公路大桥、监利长江公路大桥、洪湖长江公路大桥和石首长江铁路大桥，届时长江荆州段将有 5座大桥。
       按规划，我市将逐步搬迁荆州古城内的行政机关，集中整合原有行政用地，在江汉北路两侧区域建设市级行政中心。我市还将规划两处经济适用房，一处位于荆州区南环路以北、西环路以东，另一处位于荆州开发区范家渊附近。
       市委书记还提出，现在国家对耕地和历史文物实行严格保护，荆州要在保护耕地和历史文物的同时，努力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因此城市总体规划要与历史相结合，与现实相结合，与土地规划相结合。通过科学的规划，促进荆州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荆州市委在征求各民主党派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意见后，由民进荆州市委提出并开展“建设宜居城市”的专题讨论 ，   特邀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周婕、杨正、杨雪 松三教授就“宜居城市建设”在荆州作了专题报告。三位教授对“宜居城市”作了精辟论述：宜居城市思想是古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从乌托邦城、太阳城到田园城市，“宜居”思想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国内“宜居”的理论基础源于吴良镛院士的人居环境理论，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以人为本，自然是基础，在广义建筑学基础上以建筑、园林规划为核心，共建人居环境。这其中包括生态、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观，生态原则是首要原则；宜居城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居民享有广泛的生活机遇，居民有工作和谋生机会，有安全清洁的环境，有良好城市管理。

特别是 杨雪松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荆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缺失现象，荆州现在除了城墙和少数古建筑之外，很多古迹已荡然无存。

    我们正在和还将丢失了什么

     楚都纪南城作为中国早期最大都会，无论在城市规模、城池结构、建筑、金融、商业、民俗文化、文学艺术、乃至法律、科学技术都有翘楚天下的美誉。 #p#副标题#e#

其中，中国最早的护城河、护宫河、宫殿区规模巨大的遗址，最大跨度的桁梁结构，工商市场、作坊遗址，包括纪南城周边已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中国最早的根雕、漆木器、丝绸、最早的商业通关文书、最早的软式车座（熊家冢车马坑），这些不可历数的中国和世界之最，是楚辞南音、老庄哲学、荆河戏等流传不废的物化见证，也是由于这些陆续现世的惊奇正在改写着中国的历史。

一条国道跨越纪南城的东部城垣，在国道两侧簇拥着同一面孔的村镇建筑，古城墙脚下紧邻汽车驾驶学校，纪南城的风貌依稀不可辨，如果没有那座保护标志，纪南城只是城市边缘的小镇和乡野。

过往针对其开发的项目也只是模仿秀的方案。浮躁利益驱动总是把文化的内在魅力、长久效应置之不顾，其结果就是仿古的建筑形式和空洞的内容。

荆州古城有楚国皇家亲水园林演化而来，而今沟豁全无，尚余几汪死水，水泥森林充斥其间，少数古迹也是侧身而立，淹没其中。著名的开元观、玄妙观黯然失色，三管笔、张居正相府、承天寺、湘王府、辽王府、将军府、钟鼓楼、荆州府署、衙门、文庙大都仅存地名，城内外的水系失去自古就有的调节功能，即便是安澜门外，也无水城的韵致，公安门水码头也徒有其名，三义街、民主街、冠带巷等古城街道的缩影也渐行渐远，铁女寺也与故事中的景象相去甚远，仅存几个铁匠作坊用于淬火的水池。

已经建成的城内仿古街道和复建的古迹多有商业而缺少文化，其中古玩城、文化步行街、宝安商业街、球场路商业街只是在外观上向古城风貌的趋同，张居正故居建在碑苑，关羽祠建在卸甲山上，太晖观复建部分与原金殿建筑风格相去甚远，与其说是经济上的窘迫，不如说是城市文化规划的无奈。

沙洲上的肆市—沙市，更是一座水上城市，历代商埠的码头景观——拖船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商船翻堤而行的壮观场景，曾经桅杆林立，商贾云集，九十铺、暖脚坡、过街楼、觉楼街、青石板街（胜利街）、中山路见证了历代繁华的商旅文化，现代商业的“大手笔”直指屈原的天问阁、江渎宫、宋代城隍庙遗址、客居沙市的杜甫杜工部巷、李白的青莲巷、张大千笔耕旧居、张知本旧居、刘备迎亲的迎喜街等名人遗迹，勤快的手工业者，沙市的“戏迷城”的文化都在渐次走向消亡。

即便是跨越便河的北京路地上地下商业城改造建设，也丝毫没有考虑拖船埠、九十铺这些历史商业景观的局部点缀或复原。

复扩建的章华寺，除了寺名不同，和外地寺庙无大不同，中山路邮政局遗址、蛇入山、私立的民俗博物馆等景观如同秋风落叶。

荆沙之间的运河和城乡河网曾经互通贯连，漕运便利于江汉之间，扬水、夏首诸河消失、荆襄河、太湖港、便河诸河航运已废，荆沙河疏浚改造后也因桥涵低矮不能通航；除了近期开始治理的荆沙河和护城河，几乎是有水皆污，程度不同而已。

作为水利重镇的万城，明清军队驻防的市井小镇，是荆州独有的人文景观，现让位于生计和农田，仅残存北门。

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有新的来自地下的“资本”，熊家冢楚墓车马坑的发掘，看来也是缺乏文化运作的思考和规划，规模宏大的车马坑遗址大棚因为资金而修得过于低矮，难以与其文化地位匹配，甚至和旅游专用道路都不相称。有人说是因为荆州这种资源太多了，多到视而不见的地步。

   享誉天下的楚文化、三国文化、关公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都发生和滥觞于因水而生的荆州，而荆州现代城市的建设势必导致这些文化的物化消亡，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状态将无所依附而逐步归于阁楼和书本。

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趋同的城市化进程在荆州市已经稀薄了我们的文化，粗痞的欧陆风情泛滥，什么莱茵河、巴黎风情比比皆是，千篇一律的广场设施、高楼大厦无非是另一座城市的复制，而且大多不伦不类！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这个“总体规划”会被误认为是政绩的组成部分。 #p#副标题#e#

冯骥才 先生有这样的评论：“我们曾经的确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从无形的文化财富上说，我们极其富有，从有形的文化遗存上说，我们早已变得贫穷。。。。，世界多少名城都以保持自己古老的格局为荣，我们却在炫耀 ’ 三个月换一次地图 ’ 这种可怕的 ’ 奇迹 ’ ! 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每一分钟，都有一大片历史文化遗产被推土机无情地铲去。而每一座城市的历史特征都是千百年来不断的人文创造才形成的。”（冯骥才《思想独行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城市建设利益化、城市文化粗鄙化、城市景观的浅薄化、城市形象的趋同化、城市历史的虚拟化、城市消费的奢华化、休闲低俗化、娱乐商品化等倾向如同物欲制造的“精神鸦片”，这种看似繁荣的“大建设”导致的“大破坏”，使我们的城市丢失的是城市文化的“灵魂”和内在的城市竞争力！

 

  概念定位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体现和重要成果，城市文化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和兴衰，一个文化稀薄的城市必定是危机四伏，而真正繁荣的城市必定有着健康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并无冲突，城市的发展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城市文化的力量在发展的中国也正在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这个概念是基于“城市文化体现城市发展的长远价值”。

建设功能性的城市的同时建设文化城市，保留荆州自己的文化，并注入新鲜血液、赋予历史以鲜活的新的生命，才是荆州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

荆州可以说目前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交通建设，全社会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都为荆州带来了历史的机遇，使我们有机会再度审视过往的经验教训，荆州不再是一张白纸可以任意描画，要把荆州建成与其历史性城市相符的文化城市，必定是艰难的历程，必定是一次走向新生的凤凰涅槃。

资源优势

   地理基础在于水生荆州   “荆渚游观之最” 中国早期城市的模型

长江荆江河段大致形成于 55万年以前，历经数次河床切割，至 6、 7千年前，出三峡的长江维持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形成的流路，以荆州腹地沙市一代为顶点，数支漫流越过古云梦泽，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在此呈扇形堆积沉淀并向东推进，长江奔出三峡，孕育出荆州的古云梦泽如女神出水。

根据考古发现，一万多年至五万以前，在荆州郢城北的鸡公山，旧石器时代就有人打制石器，筑棚聚居，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市聚落马山阴湘古城，沙市至岑河一带有商代人活动的遗迹，他们祭水的礼器，模范合铸的铜尊证明土著荆人一直活跃在云梦水泽之间。随着云游而来的芈姓楚族的加入，禹共所划的荆州悄然出水，寒暑易节出落得风姿绰约。

历两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平原和沼泽地貌，洪水来临时“江湖不辨”，（长）江（汉）水之间扬水、夏水贯通，分引洪水，主、分洪河道泥沙淤落、江河自然成堤，湖泊自然成垸，云梦最终成陆，荆江主河槽形成。居于荆山“筚路蓝缕”的楚人沿汇入长江的沮水，向荆江陵阜拓展和荆人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和无与伦比的文化。

楚都纪南城首开水乡园林城市的范例、率护城河、护宫河、水城门兴筑之先例；楚人孙叔敖“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 ，；吴楚运河的开凿，平战两用；建楚国离宫渚宫（荆州古城）和官船码头开通、古便河、拖船埠贯通长江、内河水系， 鄂君启节水陆通商，楚人黄歇（春 申君）开发长江出海口申江黄埔—今东方明珠上海。与水共生的荆楚文化在物产宜丰的水乡泽国以纪南城为中心走向鼎盛！以“荆渚”为特征的荆州水文化于此滥觞，荆江首尾、江汉洲渚渐次分明，其间产生的文学巅峰—楚辞和水样浪漫的老庄哲学对南方诸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影响一衣带水，冠绝古今！楚人崇凤、尚赤、好巫，知天象、术数，善漆、精雕铸、广桑麻，因此居于中华民族的民俗源头、智者爱水的浪漫精神家园、首创民族精神的赤色旗帜，演绎龙凤呈祥的华夏和谐！ #p#副标题#e#

据史书记载：汉魏时期荆江河道在各支流自然形成众多穴口，这些穴口此塞彼堵，多有变迁，仍然是荆江连接内陆湖泊重要的分流河道，荆江北岸古云梦泽逐渐解体、消失，湖积、冲击平原的水乡地貌趋于成型。古荆州沧海桑田孕育的沃土为汉末三国之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得荆州者得天下”。唐宋时期在自然和人类垦殖的作用下，内河湖泊和垸田围绕的中心城市成为江汉平原主要景观，古云梦泽彻底消失。

这时的渚宫—荆州古城为中心的荆州已久负“荆杨之富”盛名，除了是商贸中心和最大“茶市”其间“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俗情”（陶渊明），“荆渚为天下游观之最，足以坐镇而纵赏”（宋人强至语）文人骚客游历荆渚沙头，留下诗文遍地，荆州已经形成的城市及周边旅游环境的感染力，集中体现在和水有关的“荆渚”文化。

自南宋荆南留屯始，荆江北岸穴口逐步堰塞，“江患遂起”，南岸分流河道无法承载荆江河水，演化出八百里洞庭湖。唐宋以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成为“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北宋王安石描述：“江、淮、沔、汉，圩田相望”，人与水争地、争利历史活剧的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至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围垸大盛，一时间财富聚集，垸田经济地位日益突出，“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万历湖广总志）与之同步的是水灾相伴。

荆江治水的象征——荆江大堤也在明清时期定格为“皇堤”和“国堤”，荆州的万城也是明清治水守堤驻军的重镇，沙市增设堤工局、堤防巡司机构。其间，泱泱三楚一方水土养育人文繁盛，继续上演“惟楚有材”的经典和追求固若金汤的城池文化。

综观荆江河道水沙运动的历史，自漫流河床形成主河槽以后，两岸围垸造田、穴口淤塞、加上洞庭湖顶冲，江流变缓，沙洲淤积，一旦洪水来临，沙崩岸溃，顷刻间汪洋泽国，因此，人们在江河自然河道形成的堤垸上再筑堤抗洪，渐逼河床高出地面十余米，荆江沙洲和地上悬河成为长江中游的世界奇观。尤以万寿宝塔的下陷和荆江堤防的抬升，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危险景观。而沙洲众多和地上悬河又成了荆江水灾的成因和城市格局的成因。

荆州境内的著名沙洲有枝江百里洲、以下总称江津，有枚回洲（梅槐洲）、龙洲、庞洲、邴里洲、燕尾洲、窖金洲、柳林洲等。历代筑堤抗洪又促使荆江河道河床不断抬高，“船在屋上行，人在水下走”成为江津沙头一句流传不废的谚语，巍巍荆江大堤和荆江漂浮的沙洲、陷于堤下的万寿宝塔见证了世界奇观形成的人水之争。荆江治水的特殊地位也自然形成了荆州的城市特征。

宋以前，荆江尚有“九穴十三口”，虽然此开彼塞、足以使荆江洪水得以分流。宋以后“塞南北诸古穴” 原有的“九穴十三口”只剩下调弦、虎渡二口南流，其间元代在大德七年（ 1303年）遭遇荆江洪水，决议开穴口以泄洪水，后又逐步湮塞。

以明代嘉靖年间（ 1522-1566年）为转折点，北岸郝穴口堵筑，荆江洪水分泄完全依赖南流穴口，北岸地势抬高的同时荆江大堤连成一线，而且堤防堵筑日益加固，南岸则不断遭到洪水冲溃，南岸相对薄弱的局面形成，在此以前的南北经济地位本来就不能对等，特别是洞庭湖的拓展，给人以“容水无限”的错觉，因荆江的诸口南流和洞庭湖洪水吐纳构成了荆湖关系的基础。明后期堤垸经济迅速崛起，荆湖地区的水系、水沙运动的自然地理关系逐步演变为畛域间的社会关系，明代“两口南流”形成“北堤南疏”的格局和“清代四口”南流，“舍南救北”的策略，更使这种关系上升为日益紧张湘鄂两省的“荆湖之争”和“舍南救北”之争。

从荆江治水的历史上看，舍南也并未救北， ” 舍南救北 ” 实际上是明嘉靖以来的荆湖自然水利形势和 #p#副标题#e# “ 北堤南疏 ”等 人为治水策略不断演进的结果。两岸湖泊之利不可能充分发挥效益，所以水利不能共享，水患也难以共担。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第一次以民生的考虑，提出了综合整治荆江，三峡筑坝堰水，改善出江口等措施的宏伟方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政务院决定，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同时整治加固荆江大堤和内河湖泊堤垸。 1952年仅用 3个月时间完成全部工程。在 1954年面临长江特大洪水， 3次开闸，启动运用荆江工程分洪。无论是建设周期和实际利用，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是世界水利史上最为奇特事件。当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白云黄鹤的地方“极目楚天”、畅游长江吟诵“高峡出平湖”时，才给了世界一个完整的答案：“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诠释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性意义和长江治理宏伟蓝图的文化之谜。

长江葛洲坝、三峡工程的兴建和荆江大堤加固工程的完成，荆江分洪抗洪设施明显减负，而水文化的地位日益突出。特别是“九八”抗洪，为后世呈现了蔚为壮观的历史篇章。

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发展自身的矛盾和荆州城市的发展自始至终体现在荆江及其内河水网治理的方方面面，构成荆江水文化一条主线和今天城市格局的基础。

水系格局下的城市模型，纪南城到渚宫荆州城、江津沙头，由中国最早的城市模型而演进，始终相伴阴湘城湖区、沮漳河、万城和万城古堤、纪南城、荆州古城、沙市便河故道、海子湖、三湖、荆南诸河水系，长江、汉水、沮漳河滋养这里的人群和文化，是这座城市追求“天人合一”的历史进程在无声倾诉。现代荆江分洪工程和长江北岸万寿宝塔公园、荆江分洪纪念亭等文化景观和水域面积的萎缩、内河航运、旅游功能的消失形成观照，我们对水的漠视进而映照出对文化的漠视。

“荆州除了地上长的、水里养的，最富有的就是历史文化资源”，而荆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是空虚的框架，她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地理范畴的水生洲渚形成湖积平原、冲击平原，涵养和成就了荆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世界上没有那个地方像荆州这样和水渊源深厚；从水开始了解荆州，规划荆州，是一个浪漫和优雅的起点，自古以来水生荆州，后有文化繁盛，她所产生的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思想武库和艺术源泉，更是我们城市发展的文化基础。

   难在哪里？在十字路口 新建模型

文化的丢失，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但在荆州尤为突出，作为荆州人，也不能真正说清楚文化城市经营的难度究竟在哪里，至少我们身临其境，不得不思考荆州城市的政治生态和由此导出的“荆州现象”。
   什么是荆州现象？处于国之中部中心地带边缘化现象。
    从上述解说中，我们知道这里只探讨局部政治生态问题。局部政治环境和其生存、发展关系的总和。
   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问题，人皆共知的环境恶化、生态破坏、失衡。这个问题对人类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提出质疑，矛头直指人类本身的欲望膨胀的速度和规模。由于这个指向的模型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太多的相似，政治生态学应运而生。
     回到现实，这个模型的外观和形态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随时听说某某下马了、某某自杀了，护城河巨资治理完了又变臭了，四年前的几十个亿的项目不见了踪影，城区特别是沙市区，曾经的全国卫生城市，只要是普通社区和普通居民区大多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偷盗、治安事件频发，小到楼道窗和垃圾道的小铁门，大到入户行窃，多有法轮功资料散发和传销聚集，买码禁而不绝，“老姨妈精神 #p#副标题#e# ” 千呼万唤不出来，多有公交车拒载持证老年人、边缘线路公交车破旧不堪甚至地板穿洞、车门挂矿泉水瓶、不报站名，没有一处称得上干净卫生的菜市场，时不时有人公开用镊子掏钱包，有人罩着的项目、建筑工地现场就可以“光灰”依旧，娱乐场所就可以违法，城管就可以打人，警察习惯“钓鱼”执法，俗称“做业务”，整治摩的的‘捉放曹’游戏，外地旅游车司机抱怨不敢入荆州，什么事找关系就可以摆平，权力公开寻租，公车连同司机准私有化，公干赌博、参与和经营私业，公众文化生活匮乏不一而终。

即便是小有成绩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随处可见非人性化的“大刀阔斧”，不安排好出路就修路，人行道不便人行，典型事件如北京路改造，园林路、江汉路等干道也同时改造；碧波路的人行道应是和杭州西湖媲美的游步道，但多数地段只能一个人单行，或穿行树丛、草坪；

文化丢失的忧虑很难引起社会的注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先兆。
     隔壁三家的荆门、宜昌、襄樊，那真是“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那是相当的热闹！” 什么油菜花节、楚国城、三峡人家、欢乐谷、三国文化之乡、中国魅力城市，，，，
     数据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普通市民也能说出其中的道道：这些领导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下一个位置和帽子，政绩和口号比什么都重要，每一个新到任的领导都喊着不同的振奋人心的口号，其变化如同时装流行款式的变化。

问题出在公职人员升迁的路线衍生出来的局部政治生态已经极度恶化。这种恶化的标志就是荆州的边缘化，工业、农业经济、旅游产业都不因为处在国家中部和中心地带获得相应地位。这种在中部地区、中心地带被边缘化的现象，姑且叫“荆州现象”，这种模型和模式下的荆州城市发展依旧会走“千城一面”的老路，民生问题、社会风气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善，继之全社会舍弃文化、追逐物欲的潮流，必将淹没城市的个性，社会的普遍信任和诚信的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和谐的心理崩溃，“水泥森林”组成的“空心城市”恰如楚国哲学家庄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近代张骞说的“哀莫大于史亡，而国亡次之”，当代画家潘天寿的“只要文化在，中华民族就不会亡”，文化对于国家、城市的特殊意义毋庸赘言！

除非荆州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设想某个主要负责人正气十足、底气十足，同时深知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厉害关系，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部生态的恶劣状态。
     设想另外一种局部政治生态模型：这个城市和它的上级主管的规划部门、规划大师、荆楚文化专家、民主党派、各阶层市民代表确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指导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而非季候性官样文章，通过市政协广泛征集意见，市人民代表大会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审核、公布，并由人民代表监督执行这个法规，这个法规为有作为的领导和正常变数预留一些调整空间。那么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他在任多久，他的角色就是公务员、船长、司机，依照这个法规蓝本办事，任内办了多少，下任就接着使用这个并非一成不变的蓝本。同航运、道路的法规所规范的交通秩序。发展进程清晰可见，城市的文化得以彰显，个人的创新发展空间也会因此明晰，就连真实审计政绩也因为有参照蓝本成为可能。
     当然，这个局部政治生态环境问题可能最终导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追问，“稳定”如果还是个理由的环境下，至少可以做到从局部开始治理政治生态环境，进而调整城市的方向，逐步由功能城市建设为主，转化为文化城市建设。这个模型在外观和形态上明显要比我们现实中的模型要更为稳定，从现有的体制环境下有很强的操作性，值得期待 #p#副标题#e# ！

对于国家来讲，上个世纪无疑是走出物质贫困的时代， 21世纪应该是走入文化复兴的时代，荆州同样处在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荆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塑造荆州的文化身份，是选择努力建设具有伟大理想和抱负的特色文化城市，还是亦步亦趋的滑向毫无特色、了无生气的平庸城市，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决策，对未来城市的社会走向、民生质量、文化传承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将意义深远，在改善局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这个决策体现的也将是人民的意愿和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就是说荆州的文化城市建设直接关系到荆州的未来！

文化城市建设的范例有文化伦敦 70年经历，南通——中国理想的文化城市，绍兴对文化城市反思和顿悟，在文化城市的探索实践中人们得出结论，城市不仅具有功能，更应该拥有文化。文化是城市最高和最终的价值，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是城市化进程中质的飞跃，可以断言， 21世纪的成功城市，必将是文化城市。

我们寄希望于城市的决策者，带着祖先赋予我们的文化智慧和文化远见，主动研究、深入思考，重新审视城市总体规划的文化方向，和这个城市的所有人一道历经一次脱胎换骨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