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直：包容性发展视野下的参政党建设

[i]          包容性发展视野下的参政党建设

曲直   周琴

 

[ 摘要 ] 　包容性发展是指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的权利、机会及成果的一种发展模式，本文从包容性发展的角度解读参政党的建设，认为各民主党派具有参与国家政权的能力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可是我国各民主党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的决定性的条件及原因。

    [ 关键词 ] 包容性发展　参政党　参政党能力   意识形态

 

  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的权利、机会特别是成果的一种发展模式。它具有社会发展机会特别是发展成果等应当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普遍性特质； 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 , “包容性发展”应当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 但我们如果从政治学的视角进一步探讨“包容性发展”将使其涵义更为全面，可以为现实各种政治现象提供强大的分析工具。

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认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应当能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利益 , 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 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安排应当对社会的所有成员有利；广大人民是否享有管理国家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及自由，是反映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所处地位的显著标志之一；政治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是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并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通过合理的制度化安排来相对平等地分配人们所创造的各种财富，使每一个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愿望相对得到满足，这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但是事实表明，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在政治上却表现的更加动荡不安；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超出了现有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在我国各民主党派作为我国政治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当在发展过程当中担当起促进社会机会及权利的公平合理分配的责任。而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要实现上述责任，必须要在现有政治框架以内大大提升自身的能力，以包容性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展开参政党的建设。

参政党是中国特有的政党概念 , 其基本内涵形成于建国初期，而在概念上、理论上甚至法律意义上的明确界定，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参政党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大陆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和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者以 "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 " 的表述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亦即执政党地位。根据政治学理论，政党的相对规模主要表现在他们在选举和议会中的实力，更为关键的是确立政党与政府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政党的规模能否带来赢得或至少分享政府权力的机会。 [ ① ]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组建的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有将近半数的领导成员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到 50% 以上；在中央政府 6 位副主席中，有 3 位是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务院 4 位副总理中，有 2 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务院下属机构的 93 名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占 60% 以上；上述事实表明，建国之初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执政的格局。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在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到了破坏。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合作地位，中国共产党 1989 年 12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给这些参与国家政权和政府管理的民主党派以 " 参政党 " 这样一个明确的法律身份。根据上述《意见》的精神，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合法参与政治活动的党，是执政党的合作党； " 参政党 " 的性质的界定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制度的创新。根据传统政治学定义，所谓政党是指人们基于共同意志与利益、以控制国家政权为目的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 [ ② ] 基于以上定义，政党的本质就是控制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中国的参政党显然不是以控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我国参政党的本质是参与国家政权；但我们应当看到参与和控制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程度而已。所以笔者认为：衡量各民主党派是否真正具有参政党的地位及在现实中是否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关键就是看它参与中国国家政权的程度，即分享政治权力的程度；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这种独特的政党制度创造了世界政党制度中的一种崭新类型。因此， " 参政党 " 概念的提出和确定，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理念获得了理论层面和逻辑层面上的说明和支持。参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为了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因素；首先，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包容性发展思想的指引之下认识到，对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同时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这需要执政党怀着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参政党，主动将一部分适合于其他民主党派行使的政治权力交给各参政党来行使，并逐步地将这一过程制度化，并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合作之路。第二、要成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 必须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加强参政党的建设； 参政党能力是指我国各民主党派通过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 , 协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对于参政党能力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参政党能力是一种合作性能力 , 参政党能力的发挥首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存在的政治基础；参政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合作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第二，从参政党能力的内在结构上 , 具体实践当中参政党能力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 , 包含了参政党有效履行职能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 包括意识形态的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民主监督能力等。第三，从能力发挥的程度大小来看 , 参政党能力的高低 , 应当体现在参政党能否推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上。参政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大 , 则意味着其能力越强 , 反之 , 则其能力越低。参政党能力的以上三个要素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才不会偏离甚至脱离我国所特有的政治生态。但另一方面 , 如果一味强调参政党能力的政治方向 , 强调参政党的辅助性和补充性作用 , 而不讲参政党能力的高低 , 不讲参政党在推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大小 , 参政党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摆设而沦为“政治花瓶”，这不但与民主政治的走向相背离 , 而且最终既会影响参政党自身作用的发挥 , 也会影响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参政党建设需要不断优化参政党能力的结构 , 使各种能力实现均衡发展 , 才可能使参政党的各项职能都能得到有效履行。上述两个因素前者是外因即条件，后者是内因即根据；即各民主党派具有参与国家政权的能力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可是我国各民主党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的决定性的条件及原因。

在包容性发展的视野下进行参政党能力的建设，需要系统地加强参政党的思想建设及组织、制度建设，抓住了这两个方面就抓住了参政党建设的要害。

加强参政党的思想建设首先就是要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套有或多或少内在一致性的思想观念，不管目的是维护、修正还是推翻现存的权力关系体系，它都提供了有组织政治行动的基础。 [ ③ ] 如果我们能够将我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实现一体化，这将意味着我们能够将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让统一的意识形态为现有的政治结构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我们知道，统一的信仰和国家学说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将人们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现代中国社会需要通过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来组成官僚机构，这样才能够使得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所具有的组织能力结合起来，最终实现这种一体化结构所产生的巨大的组织能力。 [ ④ ] 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上必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统一，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思想基础。作为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应当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在意识形态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依赖知识分子的作用，而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政治结构中间被赋予突出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唯有知识分子才具有相对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其次还因为与其他大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我国现有的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当的比重，这正是民主党派历史形成的天然的优势；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共享性，在政治领域需要我们的执政党愿意更多地与具备条件的民主党派共同分享政治权力，逐步地增加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国家机关中的比例并予以制度化；

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中现有八大民主党派，从今后我国政治结构发展趋势上看民主党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有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的直接表现为到底是那个民主党派可以更多地分享政府的权力。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执政党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需要参政党（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上做好充分地准备，自觉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统一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与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专业化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充实到各级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去，这不仅能够为我国现有的政治结构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而且还可以避免一党长期垄断政治权力所产生的政治衰朽。

各民主党派建设在统一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必须要进一步地加强参政党的组织及制度建设，提高各民主党派的制度化水平。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治组织力量的强弱取决于该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制度化的程度；所谓广度，指的是该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的社会主体的范围，如果能够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加入该组织并遵循其设定的政治程序行事，其广度就达到了可观的程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稳定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它在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加以衡量。通常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 [ ⑤ ] 因此，参政党的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可以根据如下条件来进行衡量。

1 ，参政党的适应性，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年代越久，其适应能力也就越强。参政党组织和程序存在的年代越久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通常，一个组织越老，其在未来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创建一个政党绝非朝夕之功。我们的执政党与参政党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双方在革命年代所建立起来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参政党的适应性是与执政党的适应性密切联系的。另外，参政党的适应性还可以从职能方面加以衡量；通常某一组织是为履行特定职能而创立的，当该职能实现以后，该组织就面临着要么发现新的职能，要么就被淘汰的命运；一个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并已经历了一次或数次基本职能变化的组织，其制度化程度显然是非常高的。制度化水平越高，参政党的适应性就越强，能够使得参政党免于仅仅充当一个实现特定目的的政治工具。

2 ，参政党的复杂性和深度，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在此复杂性具有两重含义：第一是，一个组织必须有数量庞大的下级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第二是，这个组织不同类型的下级组织各自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必须要满足时代的需要，而时代的变迁则要求机构的更新，这样在我国的政治协商体制内部各参政党便拥有了自我更新和适用新环境的手段。参政党的深度主要体现在他与其他社会团体（如工会、农民协会等）的联系方面，如果民主党派能够和许多社会团体建立起深度的联系，那么他们的主张将会得到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势必将大大地加强民主党派自身的组织力量。

3 ，参政党的自主性，某一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是否能够独立与其他社会团体而存在及发展的程度，是衡量其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它是否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及价值；一个仅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它的自主性无论如何都不如体现了社会各集团利益并将其整合的政党强。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以内，各民主党派没有自身的利益，也没有代表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参政党通过通过政治协商制度来参政议政进而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这才是参政党所应得追求的最大利益。参政党的这种独立性是其政治信誉的保证，成为了执政党最可信赖的政治盟友。

4 ，参政党的内聚力，一个政治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是政治组织得以存在的前提，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应当达到实质上的一致看法，并且这种一致性的意见还必须扩大到能够约束参与活动的组织成员。参政党的自主性是使其获得内聚力的必要手段，自主性能够使参政党形成某种独树一帜的精神与风格，从而增进成员对组织的共识和忠诚。

时代呼唤优秀的民主党派从现有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脱颖而出，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参政党必须要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的统一，在组织及制度上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党；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各民主党派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真正在制度上实现国家权力的共享；真诚是合作的基础，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有共同的目标、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我相信我们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在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成为现实！